科學家和政府機構在BPA毒理研究中存在爭議

21世紀的研究和方法正在揭示人類生物學的影響和化學物質或藥物的效用。

上世紀30年代，一名英國化學家做了一項由好奇心驅動的觀察，這個觀察今天仍處于該化學物質安全性爭論的中心。他注意到，合成化學物雙酚基丙烷(BPA)能夠較弱地模仿人體雌性激素。在接下來的數十年，BPA成為環氧樹脂和聚碳酸酯塑料的普遍成分，被用于從塑封到塑料水瓶的各個地方，每年用量可達數百萬噸。

可重復使用的無BPA聚丙烯餐盒

但BPA并不會原地不動。20世紀90年代，美國斯坦福大學研究人員發現塑料會滲透微量BPA。研究人員和公眾已經在擔心其他類似荷爾蒙的化合物會干擾內分泌系統，他們擔心BPA的軌跡是否會造成一些危害。

現在，測試已經在超過90%的美國人體內發現這種化學物質。但BPA污染依然處于爭議之中。一個原因是研究曾產生沖突性的或非總結性的結論，這在部分程度上是因為內分泌系統的選擇可能是細微的，而且很難確定。另一個原因是科學家和管理機構對于哪種研究能夠最好地塑造政府對化學品的監管存在分歧。

2014年，美國食藥監局(FDA)對關于BPA潛在健康影響的161篇新研究做了審查。其目標是了解科學是否能對這種化合物的安全性做出明確判斷，從而為監管人員照亮道路。匯集的證據包括發表于同行評議期刊的論文，其中很多文章發現的證據支持微量BPA能夠改變人體的觀點。然而，官方科學家則認為這些研究中的大多數對于制定政策沒有價值。他們發現決定BPA劑量安全的足夠引起注意的文章僅有4篇。但沒有一篇文章報告小劑量的影響。

現在，一些科學家和監管人員正在就如何彌補這一分歧全力以赴。其中最雄心勃勃的是由北卡羅來納州國家環境健康科學研究所(NIEHS)領頭的斥資3000萬美元的一項計劃。它正在讓學術界和政府科學家聯合他們的方法，以更好地了解BPA的潛在風險，并為評估化學物質的安全性提供新的模型。但這個項目遇到的各種顛簸，說明了它有多難。

始于丑聞

目前的僵局可追溯到1976年伊利諾伊州芝加哥市區一家充滿老鼠的實驗室。當時由于FDA一名病理學家懷疑其測試報告良好到有些不真實，聯邦辦公室于是開始調查這個名為產業生物監測的實驗室。彼時，生物監測是美國最大的一家私人化學測試實驗室，它被產業界用來嘗試滿足聯邦安全標準。

惡劣的實驗室條件和被篡改的數據丑聞，隨后引發對該公司3名頂級科學家的國會聽證會和刑事定罪。它還促使美國政府采用《良好實驗室管理規范》(GLP)。相關規范列出了廣泛的監管、審查和做記錄的要求，以確保實驗室程序遵循流程，數據不會被捏造。

對于在監管競技場上工作的私人和政府實驗室來說，GLP已經成為必要。但卻鮮少有學界研究人員使用它，取而代之，他們會依賴資助機構、同行評議期刊和大學委員會對其工作的審核。“文字負擔極度繁瑣。”伊利諾伊大學再生毒理學家、參與上述大規模BPA研究的Jodi Flaws說，“我覺得大多數學界研究人員都是誠實的，會做良好的記錄以重復實驗。但我認為GLP報告是一個完全不同的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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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20世紀80年代化學管理規范的成熟，這些實驗室規則被拿來與新標準做對比，新標準說明了監管人員想看到評估一種特殊健康效應有哪些種類的驗證，比如一種化學物質是否會導致癌癥。今天，這些指導性測試有數百種，它們大多數由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維護，這是一家由35個國家在二戰后建立的位于法國巴黎的聯盟。

OECD起草研究指導規范的部門主任Bob Diderich說，監管者應該衡量證據，即便它并非來自按指導規范開展的研究。他表示，很難弄清楚如何應對利用前沿技術如獨立基因組學開展的學術研究，它會建立基因活動中因為毒性化學物質而改變的模式。“它在真實世界中意味著什么?它如何轉譯為對人體和動物的影響?你在判斷這些時存在困難。”Diderich說。

科學審核

FDA對關于小劑量BPA影響的科學應對方式說明了這兩種研究之間存在鴻溝。

2008年，該機構宣布人們從食物中吸收的BPA水平不會造成任何健康風險。它主要依賴兩項根據GLP指導規范進行的研究，這兩項研究并未發現低劑量攝入BPA會造成危害的證據，它們均由一家受塑料產業資助的私人實驗室完成。從那時起，FDA就對新出現的研究評估了若干次。現在，它已經因為BPA對大腦、行為和前列腺的影響而表示擔憂，但卻并未改變其整體評估結果，即人們從食物中攝取到的劑量不會造成風險。而且，它還繼續將很多學術研究劃歸為錯誤或不能用于制定監管標準的類別。

馬里蘭州FDA毒理學家、主導這些觀點的Jason Aungst說，盡管學界研究能夠表現出“極大的靈活性”，但他們更多地聚焦在解釋化學物質如何影響有機物的機制上，而不是測量一種化學物質的毒性有多大。“通常，當我們看到遵照指導規范的研究時，它們是已經驗證過的研究，在多個實驗室測試了很多次，并已經形成可重復性的結果，我們可以有信心地在安全水平上使用。”Aungst補充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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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一些學界研究人員說，規范指導研究依賴的是過期的測試方法。他們指出，越來越多的研究發現小劑量BPA會導致從焦慮到糖尿病等各種影響。例如，北卡羅萊納州立大學神經毒理學家Heather Patisaul長期研究小鼠出生前接觸微量BPA后對其神經系統產生的影響。通過觀察大腦中的信使核糖核酸水平，她發現接觸BPA的小鼠下丘腦和杏仁核(這些結構會影響生殖和行為)中含有更豐富的雌激素受體。

彌合分歧

NIEHS主任、內分泌學家Linda Birnbaum想知道是否能夠通過讓學界和FDA科學家合作結束這些紛爭。

“21世紀的研究和方法正在揭示人類生物學的影響和化學物質或藥物的效用，而用一些指導性研究往往并不能得到明確結果。”Birnbaum回憶說。所以“我們提出了傳統指導性研究中不會被問及的12個問題”。這個斥資3000萬美元的項目名為“學術界和監管機構BPA毒性聯合調查”(CLARITY-BPA)，于2012年啟動。它跨越了12個高校實驗室和阿肯色州FDA國家毒理學研究中心。在那里，實驗室工作人員根據GLP規范內容飼養了3800多只大鼠，并讓其中一部分接觸BPA。

相關結果正在逐漸形成。與此前的研究類似，若干所大學科學家說他們看到攝入少量BPA之后的影響。Patisaul的實驗室又一次發現小劑量BPA影響大腦雌激素受體的證據。

Birnbaum表示，“我們認為它(CLARITY)可以作為未來研究的一個模型。對于具有重要產業作用的一種大量使用的化合物來說，或者值得再次采取這種方法。”Birnbaum希望，通過學術工作和對同樣大規模大鼠的新指導性研究(FDA計劃在2018年公布結果)，最終能夠對BPA的風險作出明確的結論。因為該研究是CLARITY項目的一部分，高校科學家從一開始就參加了研究設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