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鴻鈞教授
趙鴻鈞就要80歲了。在老伴的陪伴下，他堅持每天散步兩個小時，雷打不動，但他的雙腳已不那么靈便。
幾十年里，這雙腳登上過人跡罕至的青藏高原，也踏進過中國農科院院長的辦公室。他去的最多的地方，是擁有松軟泥土的蔬菜大棚，一呆就是半個多世紀。
這個在農學界被稱為“塑料大棚之父”的老人，一生都在為“讓更多中國人吃得上蔬菜”努力。聯合國教科文組織認為，“近二十多年來，山西的薄膜覆蓋和湖南的雜交水稻是中國大陸經濟效益和社會效益最好的兩大知識經濟。”
日本、西班牙、荷蘭等國家的農業專家，都建議他申報世界和平獎，他們覺得這位中國教授完全符合獲獎要求。“著作頗豐，奠定了薄膜農業的理論基礎，直接經濟效益超過一百億，培訓技術隊伍超過五百萬”。
但這位老人總是擺擺手，說“算了算了，我又沒啥名頭”。
80歲的趙鴻鈞，很少提到“科學”、“研究”這樣的詞，更多時候，他會說“做好觀察、紀錄”。
對每個來訪的客人，這位老人都要拉著對方討論他關心的塑料大棚、農作物生產、薄膜覆蓋。 一輩子跟土地打交道，他總覺得自己“土”習慣了。
1953年，考上山西農學院(山西農業大學)的農家子弟趙鴻鈞，總是發愁如何填飽肚子。那時，中國的土地還難以培育出像今天這樣高產的農作物，對于許多家庭來說，吃飽飯都成問題。
為了節省口糧，趙鴻鈞承包了學校的一塊菜地。澆水施肥，記了十幾本日記。如此精心侍弄的菜苗，還是在那年冬天全被凍死。
”既然是被冷死的，是不是溫度高了，就不會死了?“像牛頓被蘋果砸中了一般，他試著用一塊從老師家得到的舊塑料布，給自己種植的一小塊韭菜地蓋上了“被子”，四周用泥土壓實。
經過一段時間的觀察，趙鴻鈞發現，用塑料布將土地蓋起來后，地溫最低提高1到2攝氏度，最高能提高9攝氏度。那一年，他種的韭菜提前10天收割。這個偶然的發現，成為改變中國農業的開端。
上世紀50年代，塑料布并不好找。中國尚未掌握塑料布生產技術，趙鴻鈞沒有一展拳腳的“武器”。他只能靠“土辦法”東拼西湊，發動親朋好友尋來一張張“寶貝”。找到一塊塑料布，試驗一塊土地，邊找邊蓋，眼見塑料布下的莊稼一點點生長。
在這些試驗田前，他感受到了豐收的喜悅。這樣的喜悅，在接下來幾十年間，一次次出現在立在田間地頭的農民兄弟眼中。
幾十年間，趙鴻鈞從家鄉的每個小鄉村，走進全國各地的農田。他的一方小試驗田，復制到了中國960萬平方公里的土地上。他義務舉辦各類技術培訓班，培訓人員達500萬人次。到1980年，全國10萬畝塑料大棚中，僅趙鴻鈞親自推廣的就占到80%。
這位常年和土地打交道的老人，至今沒學會使用手機，家里僅有一部電話。來電者，常是需要他答疑解惑的“農民朋友”。
在趙鴻鈞家里，有一張“最珍貴”的合影。這位農業專家坐在田埂上，雙手環抱在膝前，他與照片中其他“農民兄弟”的穿著幾乎一摸一樣。除了胸前別著一支筆，沒有人能從他身上找出一點點教授的痕跡。
“棚子怎么搭”，“濕度如何控制”，每到一地，他都和農民打得火熱。“這些年領導沒認識多少，但是農民朋友交了很多”。
在山西省孝義市中陽縣金羅鎮，趙鴻鈞一住就是兩個月。每天泡在田間地頭，手把手教授大棚技術，沒有人給他任何福利，吃住都是自掏腰包。
老鄉送他自家產的雞蛋，趙鴻鈞大笑：“好東西啊，改善伙食了!”鄉親笑他，都說你這個城里的教授叫“趙大棚”，一顆雞蛋就開心成這樣，干脆叫“一顆雞蛋教授”算嘍。
“一身土氣”的趙鴻鈞也有趕時髦的時候。有一次，他看上了當地農民推著自行車賣的自制沙發，2個小沙發的售價相當于他一個月的工資。
明知身上的錢不夠，他還是執意買下。東拼西湊，也沒攢夠一對沙發的錢。最后還是妻子出面，去同事家借了20元"救急"。“一個教授，愣是湊不出幾十塊錢”。賣沙發的農民“簡直不敢相信”。
趙鴻鈞很喜歡這對沙發，木質骨架套著紅布黑方格蒙皮，顯得有點土氣。他怕弄臟了沙發套，特意給沙發穿上一層塑料農膜。
這對土沙發，在家里"服役"了36年，中間多次修理，沙發腿早已綁上繩子，坐在上面"嘎吱"響，但直到徹底散架，木匠無法再修，才宣告"退役"。
它們接待過無數的農民兄弟，眾多專家學者。甚至數任山西省長，也是坐在這對沙發上和趙鴻鈞討論農業發展問題。
坐在這張沙發上，趙鴻鈞寫出了自己人生中第一次給國家部委的報告。
1962年，他提出希望能組織全國基礎較好的塑料廠和研究人員，盡快研究生產我國自己的農用塑料薄膜，細心的他甚至提出了自己的參考配方。
報告引起了輕工業部的重視，第二年，我國第一批農用地膜問世了。
眼看著越來越多的農用薄膜面試，趙鴻鈞感覺到，自己推進塑料大棚、幫助農民增產的夢越來越近了。
1964年，他向農業部提交了“關于我國立即開展塑料薄膜研究和生產農作物的建議”，并具體提供了地膜覆蓋、大棚覆蓋、薄膜為雞舍防寒等17項生產研究成果。同時，他還提供了自己設計的“一面坡式”和“懸梁吊柱式”竹木結構大棚的圖紙。這是世界上最早、也是當時最好利用塑料大棚增產的科學成果。
同年，在農業部和中國農科院的支持下，趙鴻鈞開始了他的“塑料大棚萬里行”推廣活動。正值文革，推進尤為艱難，效果也遠未達到預期。40年后，時任中國農科院研究院院長楊宗源到山西農業大學作報告時說，“我們農科院都知道他，文革中大家都在打派戰，他一個人到農村搞大棚，這種對科學的執著精神少有。”
因為這份執著，1974年，趙鴻鈞再次站在了農業部的大門前，希望能盡快組織召開全國塑料大棚會議，加快推進塑料大棚。
會議在一年后召開，從那之后，我國的塑料地膜、塑料大棚迅速從北方發展到南方，從平原發展到山區。嚴冬季節，冰封雪飄，但在南北大地的塑料棚內，綠油油的農作物顯出一片生機。塑料大棚使海拔5000米左右的青海、西藏等地，第一次生長出農作物。
正是因為這層薄薄的膜，我國的大棚番茄畝產能達到10000公斤，豐收時甚至高達50000公斤。而在1950年，就算大豐收，番茄畝產也僅為300公斤。各類蔬菜、瓜果等農作物，甚至動物都住進了塑料大棚里。塑料地膜和大棚被評價為“真正使中國農產品產量出現革命性增長的主要功臣”。
耄耋之年的趙鴻鈞還在堅持用最“土”的方法把這些經驗紀錄下來，總念叨“把這些有用的經驗梳理出來，以后的人還用得上”。每天，他都會花幾個小時，握著鋼筆埋頭碼字，200萬字的專著《中華薄膜農業》由此誕生。他關于塑料大棚的著作，成為我國最早、最權威的大棚農業專著，奠定了薄膜覆蓋園藝的理論基礎。由他設計的晉陽型大棚還遠渡重洋，幫助了非洲、南美洲的“兄弟”。
圖說：趙鴻鈞教授撰寫的、上世紀70年代中期出版的部分著作。這些是我國最早、最權威的科研專著，奠定了塑料大棚事業的理論基礎。
1965年，在上海召開的日本工業展覽會現場，當日本人提到利用塑料薄膜覆蓋種菜時說，“中國人恐怕還需要二三十年”。在現場的趙鴻鈞坐不住了。
他詳細講述了自己在山西等地搞地膜、用大棚種菜種糧食的經歷。在得知中國人早在1953年就觀察到地膜覆蓋可以使地溫提高1-9℃時，日本人目瞪口呆。
時任中國華僑事務委員會主任廖承志用“壯國威”稱贊趙鴻鈞的表現。他說：“我們國家就需要這種既懂業務又懂外語的專家”。
這樣的稱贊，趙鴻鈞還聽到過許多。中國農業界泰斗、前中國農科院院長金善寶曾說，南有袁隆平，北有趙鴻鈞，一個解決了糧食問題，一個解決了吃菜問題;一個是雜交水稻之父，一個是塑料大棚之父，都是我國農業界的大功臣。
但這個曾為韭菜 “蓋被子”的耄耋老者，總是搖搖頭，說“我出不出名不要緊，以后這些事情還要有人做下去才最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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